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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访|散文家周晓枫:写作就像一个追逐的过程

浏览次数:176 2019-08-14 11:32:39

周晓枫是一位特别的女性散文家。
她说不清楚对女性写作的理解,但许多姑娘的性别观和身体观被她那篇《你的身体是个仙境》刷新了。她笔下有汹涌的词、缭绕的句式、路线复杂的意义迷宫,她自言“我最受诟病的特征是华丽”但就是戒不掉对形容词的偏爱。她的散文被同行评价为拥有小说的结构,但小说是她自称没有能力去完成的文体。她近年开始写了两部童话作品,但她依然觉得散文是她最根本的热爱,写散文的手不能生。
今年7月,她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散文《巨鲸歌唱》由中信出版集团推出全新插图修订本。当时的授奖辞如是说:“《巨鲸歌唱》整体上是从低处,在地面或水中,沉潜、体验。个人成长的印记与经验,对世界的观察和领悟,细腻得纤毫毕现、色泽斑斓。周晓枫的思想自觉、勤勉,难能可贵地保持着自我的警觉审慎和表达的节制精悍,在周严的文体秩序中底气充沛地向着生命深处执着掘进。她敏捷的思维和自由穿行的艺术脚力,拓展了散文写作的可能性。”
重读初版于2013年的作品,周晓枫坦言:“年少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技术,但会有比较饱满的元气。慢慢地你可能增加了一些表达手段,也可能流失了年少时候的清澈和直接,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的作品都会有它的美好与遗憾。”
“写作妙在成长。写作者像昆虫从一个卵粒到幼虫到成虫再到羽化,它们的每个阶段都不认识昨天的自己,也没法预料未来的自己。所以我对每个作品,只能尽我当时的全力去完写,只能在进行时态下把我全部的心血抵押上去。”
8月4日,周晓枫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专访。

专访|散文家周晓枫:写作就像一个追逐的过程

周晓枫。郭悦 摄
“我真正想写的题材,还没有挖掘够,还没把那部分能量开采完”
澎湃新闻:
对于小说与散文,曾有作家形容:“想清楚了写散文,想不清楚写小说”。你是怎么开始写散文的?写散文时,是“想清楚”的状态吗?
周晓枫:散文写作跟我们中学时期的作文距离不远,可以很自然地从写作文过渡到写散文,不需要专门迈过一个技术的门槛。但写小说不同,它对你的天赋、阅读和技能都有一定要求,你需要有一些准备,至少是在文学投入上的准备。
对我来说,并非“想清楚”“想不清楚”的问题,应该说我就“没想”。后来经过一番“想”的过程,发现我写不了小说,就是那类需要情节跨度和人物设想的能力,我暂时并不具备。
澎湃新闻:你有没有特别欣赏的散文家?
周晓枫:有好多,他们也许并非“散文家“,但我喜欢他们的”散文作品“,包括回忆录、书信、箴言集等等。比如本雅明、卡夫卡、奥康纳、布罗茨基、曼德尔施塔姆、茨维塔耶娃、纳博科夫等等。我喜欢的作者在风格上比较独特,甚至不那么“平易近人”。
我在中国散文这一块儿读得比较少。像张岱张潮的,我从趣味上也喜欢,但那种喜欢对我来说“转化”会弱一点。我的古典文学基础和历史知识储备相对薄弱,所以吸收的过程相对困难。就像一株植物在嫁接的时候,需要相应的土壤才能存活。
澎湃新闻:关于你的写作风格,你曾说过你有“修辞强迫症”,特别偏爱形容词,也坦然接受因此会“丢失”的那一部分读者。你似乎是一个不大会去“讨好”读者的作者,这么理解对吗?
周晓枫:讨好也是需要技术手段的。不能一说“讨好”两字,我们立即就在态度上鄙夷,然后不予置评。我年少时对“讨好”持比较尖锐的批评态度,现在想想,一个人如果在“讨好”中还不磨损自己的写作爱好,也是不大容易的。
至少在散文写作上,我的“讨好”技能偏弱。你以为自己要放低身段,不再曲高和寡了,要亲近广大读者了……你想低价甚至免费登台唱戏,人家就愿意买账、愿意听吗?可能底下的观众早就跑了。
所以,我也别费那个劲了。我真正想写的题材,我还没有挖掘够,还没把那部分能量开采完。所以,我还是把更多的注意力,汇聚在作品本身吧。何况,我也不是这个世界的“孤本”,一定存在着和我相同感知和体会的人们。所以,我把自己挖掘透了,就是和那些心理感受相似者在沟通。
澎湃新闻:那些修辞是不是为了更好地阐释一些立场或是观点性的东西?比如《巨鲸歌唱》中有很多修辞,但是像海洋馆的纪念品、自然界杀戮的公正性、人与海洋的关系,这些思考都自然地在很美的文字里呈现出来了。这样的写法是自然而然还是刻意为之?
周晓枫: “写什么” 和“怎么写”必须在同一时间完成,才能构成作品。我自己可能就是偏好于形容词和比喻。但形容词的作用不是表面的点缀,而是使描绘更加及物,而且是以独特的方式及物。形容词不是让作品“悬空”,而是为了更“贴地“,要把所要描绘的事物钉死,让它不产生位移。有时候东西很小,钉一个形容词就能钉住,有时钉三个才能钉住,如果是一条很长的虫,前面钉三个,后面还会“扑通扑通”地挣扎呢。同时,修辞不是为了使作品看起来“天花乱坠”,也要以准确和独特为原则。
这些是我的理念认知,真正写起来,这些是潜在于构思和创作过程之中的,不需要额外提示自己。它几乎是一种本能。就像体操运动员的身体训练,在半空中凭借本能做出反应。或者,这样说是过高形容自己?那我换个说法,就像一个人被车撞了,在空中连续翻转几下,然后侥幸落地,没有摔伤——如果有人说:“你刚才翻转的动作挺难的,也挺漂亮,我再用同样的方式撞一下,你再来一次?“而我,做出同样的旋转却是不可能的。我想,写作的时候,激发的是我一种日常认识和持续训练带来的本能反应。
澎湃新闻:像《月亮上的环形山》中对霍家阿姨的刻画,再比如《你的身体是个仙境》中的身体叙事,你作品中关于女性的思考非常戳人。你写作时会带有明显的性别意识吗?
周晓枫:前一段时间,评论家张莉在做一项性别观调查,调查范围特别大,有男作家、女作家、年轻作家,还有像我既不年轻又不算老的作家。对这个问题,我的思考和阐述都不是特别清楚。
我的写作特点是,希望写什么就“贴”什么。比如写动物,希望能让人闻到它的腥膻气息;写老年,最好能让读者感觉到关节的疼痛;写大海,就能感受到裹挟着砂砾和泡沫的潮水几乎要漫上脚尖。当然这都是我的理想,实践上达不到。
对我来说,写女性也是一样,我希望能特别“贴”。我认为女性成长中有一些“以前没有办法跟父母分享、以后没有办法跟爱侣分享”的秘密,需要独自并且吃力消化的东西。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读书会,到场的女性分享那些羞耻甚至不堪的经验。当时我的感觉是:每个人就跟兵马俑一样,原来我不是唯一的一个,原来看不见的黑暗里还埋了这么多人,那时我心里获得了一种奇怪的安慰。我想写出这些痛楚、尴尬甚至羞耻,也许有些女性会因为阅读这些作品而感到不再孤独。
我对性别问题的态度,其实不是回避也不是软弱,确实是没想明白。这或许与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关。我是在部队大院长大的。部队是一个看起来“性别并不重要”的地方。但就在这种“并不重要”中,性别反而会非常微妙地突显出来。比方说女兵,尤其是文艺兵,在比如说收个腰身、改个裤脚的地方,那条似乎本已消弭的界线反而得以突显。我今天所处,是一种类似于自省的状态,我还处于问号般的思考过程之中,还不是一个得出结论的状态。
我愿意拿我一生的写作实践去探索和寻找,哪怕绕了一圈之后,我没有得出所谓的结论,哪怕找到结果之后我更糊涂,这都不重要。马拉松越过最后的一米,也不过就是瞬间,但整个奔跑的过程是重要而且必要的。
澎湃新闻:有时候我们问作家“你为什么选择写作”,有人说就是两个字,想写。你有没有遇到过“不想写”的时候,或是说“想写但写不出、写不好”的时候?你有没有写作焦虑?
周晓枫:首先说人为什么要写作。我原来会问,为什么不写呢?我没有什么别的长久爱好,也没其他办法满足自尊心和虚荣心。对我来说,文字就是安全的冒险,写作能让我有一种思考以及游戏般的快乐,所以,为什么不呢?
但不可能没有写作焦虑。一个人拿到题材就能写,或许永远没有写作焦虑,这样的人,一方面或许是才华极盛,涉笔成趣,是真正的天才;还有一种可能,是他根本没有判断力,自恋到以为自己写什么都好;还有一种可能,有人永远不接受有挑战的题材,永远进行常规性的写作,他甚至不需要灵感。换言之,有人不需要事先的灵感,是因为经受过技术化的训练,他可能在创作中随时召唤灵感;有人,则不知道灵感是什么。所以如果说一个人没有写作焦虑,也需要视情况而定,不能一概而论。
对我来说,写作焦虑一直都在,当然我也一直在尝试新的东西。写作特别像做梦。做梦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成功人士,不管你睡过多好的枕头、多好的床,做梦的时候就是赤手空拳、只身前往,很难保障你今晚做不做噩梦。写作也是一样,不管过去写得多好,下一篇也可能江郎才尽;也有人过去没开窍,某个时刻,就突然打通任督二脉。
我有时也会肯定自己,我最肯定自己的时候其实是最焦虑的时候。我那时会对电脑前的自己说:“好,写得好,写得太好了”。这样是给自己鼓励和暗示。要不然稍一停顿,我就会被巨大的虚无感和自我怀疑淹没,写不下去了。
比如写《弄蛇人的笛声》,我就在结构上模仿蛇的形态,一个段落的结尾是下一段的开始,让其有生长性。我还模仿蛇的盘卷,每过三四个段落会有一个关于伊甸园的论述。但这样一个结构,用在下一篇就不行。散文就是这样,每一个认识都得是使劲削尖脑袋、垫起脚尖去够的。要是这次用 “梯子”垫着走捷径,下次还用这个——走几下没事,走多了,马上就会被读者看出套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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